邓亮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大家好!

我是邓亮,来自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很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爱尔兰根。今天的发言主题是IQN与我近来的学术工作。

首 先回顾一下。我是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硕士毕业后参加IQN项目,为期半年,当时的题目是“艾约瑟在华科学活动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郎宓 榭教授,导师韩琦教授。同时也要感谢同期参与项目的罗炤教授,李帆教授,彭文斌博士,徐海松博士,启子,孙青,张慧文,王德容,张晓灵,以及阿梅龙博士, 白马博士,顾有信博士等。正如前面老师们、启子、孙青和其他同学已经提到的那些在爱尔兰根的生活、学习、游历等等,我也有相似的经历,同样也有着相似的美 好的回忆。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IQN项目之后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回国之后,曾于2003年至2004年间短暂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 学教研部工作。2006年至2009年,我再次就读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韩琦研究员。之后,进入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作 博士后研究,2011年留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博士论文题为“西方天文学史在晚清的传播(1853-1898)——以人物与天文发现为中 心”,以晚清时期所介绍的天文学家与天文发现为中心,对西方天文学史在晚清的传播作了初步的探讨,并通过对畴人传、牛顿及新的行星体在晚清介绍过程的案例 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题为“《畴人传》及各续编点校与研究”,对《畴人传》及各续编的版本流传作了大致梳理,对点校与注释予以简要说明,对编校方法上一些 方面予以补充研究,对西洋附作了初步探讨,并以董毓琦、笛卡尔为例作了案例分析。

最后向大家汇报一下近年来的一些学术工作。《畴人传合编校 注》是与冯立昇教授和张俊峰合作,对《畴人传》及各续编予以校勘、标点和注释,已于2012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参与《中华大典·数学典》的编 撰工作,其中《传统数学概论分典》中负责编撰《中西数学交流与比较总部》,《数学家与数学著作分典》中负责编撰晚清数学家与数学著作。目前正在进行《江南 制造局科技译著集成》的编辑工作,主要负责底本查找和提要撰写工作。这些工作依然是主要关注中西科技交流。

这就是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再次感谢郎教授和各位老师、同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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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IQN到IKGF:十三年来的回顾与思考


李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回顾

1、 参与IQN项目的经历:2002年10月到2003年1月间,我受邀参与IQN项目,在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为项目学生讲授“清末的中西交融之 学”,同时致力于探究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西方知识来源,尤其围绕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之“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展开研究,在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搜集 了大量相关的西文核心史料。

2、回国后的经历:在IQN项目的深远影响下,回国后我继续清末中西交融之学的研究,尤为关注“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以及该说对清末中国的政治、学术影响等问题,出版《刘师培与中西学术》、《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等书和大量相关论文。

3、 在IKGF项目的经历:2011年5月我进入IKGF项目,在以往对清末中西交融之学和清代理学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 学’”研究,与朗宓榭教授合作在《社会科学》上发表相关论文。至今仍在思考相关命题,一直在思想、学术层面关注相关研究,如力图对从阮元《性命古训》到刘 师培《定命论》到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命学的形而上层面的学理探讨。

二、今日之思考

一方面,参与IQN项目和IKGF项目,对我个人 的学术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学术发展方向特别是学术选题,和在IQN项目、IKGF项目中所受到的熏陶与影响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两个项目很大程度上成 就了我的事业;另一方面,参与IQN项目和IKGF项目,除了在具体研究领域上能够了解德国和西方最新学术进展外,也使我了解了德国学术研究的某些运行机 制,从而反思中国的学术机制,特别是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科设置、制度建设等方面如何完善的问题,认识到要培养中西兼通的学术人才,需从德国汉学系和综合研 究项目的设置中取经,才能使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更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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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凌峰

今天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为什么要谈我是IQN学会去理解了技术背后的历史或者说科学精度背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在座几位朋友当年一起时,我的博士论文似乎是研究明清时间中西天文冲突中两种历法精度的交食推算精度的问题,当时我才刚刚不久进入天文学历史这个领域,对很多背景并不熟悉,我只是像个技术员在分析一些数据。但是到了Erlangen后,听了韩琦教授和郎教授的课。我最受影响的应该是引导我入门的几门课程,当时我主要集中的方向为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天文观测的历史,恰巧的是这个阶段韩琦、Lackner开设了关于耶稣会历史的课程,如韩老师介绍他找文献的经验,Lackner教授引导我们如何阅读原始文献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天主实义,这使得我更深刻理解了一些背景。后来我逐渐对自己做学术研究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我越来越认为我做的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工作。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几乎不关注清末民初的历史。但就在这个阶段,我听了熊月之、王扬宗、章清的课程,开始对这个阶段的知识史有一些初步了解,知道了前沿的相关研究,爱尔兰根结束后,我很幸运直接在合肥开始教课程中西科技交流史,实际上大量借鉴了以上这些老师的课程。这门课我为硕士生教了两次后,强化我去广泛阅读一些研究著作和原始文献,然后以我博士论文为基础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也是我近些年指导研究生选题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

申请洪堡:实际上我实在没有信心申请,但Lackner教授的鼓励和督促,我不好意思放弃,Amelung教授去合肥访问了我们科大,面谈了一些实际申请的经验,我特别感谢Amelung教授帮我引介了Vogel教授为我推荐,后来Vogel教授也访问了合肥,上半年,我们又一起在IKGF项目工作了一段时间,让我们有了多次深度的交流。但申请书是由Joachim Kurtz帮我修改,他的修改很让我深受启发,甚至说对我是一次冲击,因为了解如何处理细节和高度的问题,那次修改我经常拿出来教育我的学生。

2008年下半年回到我的学校后,这才真正比较稳定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2009年我们共邀请了32位欧美学者来我们研究所访问,其中多数学者都与我参与IQN项目时直接或间接建立的联系,其中就包括从德国的Vogel,Unschuld教授。这也为我们举办13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建立了广泛联系。2011年,我们举办了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后来,2013年,我还参与组织了第八届国际东方天文学史会议,有70位欧美学者参加。两次国际大会促进了我们的国际学术网络。

但是对我来说,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爱尔兰根,距离那个时候也就仅仅12年时间,所以,回忆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当初开始读博士学位时,也是完全迷茫中开始,也从未想到未来与德国有什么联系。但不可预料的是,爱尔兰根已经成为我第二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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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发现上海,在上海发现德国

盛丰

我要分享的故事可能和在座的很多朋友不同,因为我个人后来的发展轨迹和大多数的同学不一样,不是纯学术的领域,而是媒体行业,但我想我的故事也可以反映IQN项目的另一种可能性——不仅可以将学生们培养成很好的学者,也可能将他们培养成其它行业的人才。

我是IQN项目第一批的三名硕士研究生之一,于2001年10月来到德国。和很多当时的学生代表一样,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德国,所以那六个月的经历,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次学术的经历,同样也是一次人生的经历。就拿我来说,当我来到德国之前,对德国的了解几乎局限在德国足球甲级联赛(Bundesliga 1)的这些队名和所属城市,支持的足球队则是意大利……然而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忠实的“德粉”,并且支持德国国家足球队直至现在。

记得最初到德国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研究课题方向,只是知道大致围绕上海城市历史方面,在埃尔兰根期间我注意到了一个微观的研究领域,也就是上海的城市指南(City Guide Book),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在郎教授的推荐下和白马先生的帮助下,先后前往里昂和海德堡查阅到了一批研究资料和相关论文,从而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在海德堡和里昂我还分别遇到了上海史研究的两位权威学者瓦格纳教授和安克强先生(Christian Henriot),和他们的直接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的这篇硕士论文后来在2003年的上海市优秀硕士论文评选中获奖,我想这必须要感谢在埃尔兰根的这段学术经历.

首先是2004年,我因为对欧洲的熟悉程度,被报社派往雅典采访当年的奥运会;同时因为我对上海历史的熟悉程度,我同时还负责起报社上海历史人文报道版面的主笔工作,四五年中完成了近百个上海历史选题。

另一个和德国有关的媒体故事从2009年发端,当时的我开始承担起新闻晨报社区报项目的探索工作。于是在埃尔兰根是读到的几份社区类报纸忽然影响到了我——因为在我刚刚到德国的那段时间,这些报纸让我迅速了解了一些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了解到了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比如说,每周埃尔兰根几支足球队的比赛结果,就是我必读的内容。我们的社区报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媒体转型的一个典型,在上海拥有43份社区报和150万的发行量。

如今我在报社已经工作了十二年,我想再次感谢埃尔兰根的这段经历,使得我能够成长为今天的一名优秀记者——既是上海最优秀的上海城市历史人文专题记者之一,也是上海最优秀的德国文化专题记者之一,同时还是上海最优秀的欧洲旅游专题记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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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兰根IQN与我的学术之路

余蔚

2001年10月,我非常有幸地成为爱兰根IQN第一批Program Students的一员,参与到这个团队中来。整整一年之后我离开了这里。后来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一千年前的宋辽金的政治史和历史地理,但是我这十四年的成长轨迹,处处渗透着IQN项目的影响,这一点我有很深的感触。

对我影响最深的几件事。一是朗宓榭教授为我们开中国思想史的课,与国内接触到的自我审视和总结的角度很不相同,这是我对于中国以外的学术理念不断进行关注和参照的开始。二是指导老师对我的全面提点。项目的主要参与者阿梅龙、顾有信两位老师,给所有学生提供各种帮助,但顾有信教授又是专门负责指导我的老师,我的研究方向的调整、文献的搜寻以及研究成果的搜索和讨论,都得到他非常深入的指点,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完整的研究历程应该是怎么样的。最后,在这里有幸接触到的访问学者,也令我收益良多,他们的演讲和所开设的课程,呈现给我一片新的天地。在日常的请益之时,往往一言之间,就令我惊讶赞叹。与很多最优秀的学者近距离接触,也是项目给我们的福利。

关于视野和规范的训练,是影响一生的,无论是我自己作研究,还是指导学生,首先就是从这两方面着手。此外,最大的收获来自Seminar。出自不同专业、不同研究背景的同学,在同一主题上,从很不一样的分析角度去探视文章的义理,互相刺激,加深理解,这个过程非常吸引人,很新奇。当然,阅读、思考、报告、讨论的压力很大。但它对于我学术讨论风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我在宋史学界一开始是以乐于质疑的形象出现的。而在研究生课程上,我可以更大程度上享受这种质辩的自由。最近几年,复旦大学越来越强调本科生讨论课的重要性,我又在尝试把这种自由加诸其身。这很困难,但效果也是明显的,学生会受到我的激情的感染,会越做越好,越走越远。这算是我把爱尔兰根所学,转授与他们。

爱兰根IQN项目首次尝试Program Student的方式,是形式上的创新,而实际上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自己就是这个项目的产品。对于参与其中的个人,在这个项目中所做的具体研究是比较短暂的,而研究方式、方法、理念的影响,不仅是我们的长期收获,并且通过我们影响到更多人。我觉得这是它更为了不起的地方。我对于这个项目、对于朗宓榭教授,对于诸位指导老师,一直是抱有深深的谢意。就我自己而言,爱兰根的一年是塑造我的学术风格的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就更多的后起之秀,很可能因为我和我的同学,向他们转输了爱兰根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可能对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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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背后: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知识传承说起

查晓英

十一年前,当我正在读博的时候,第一次出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中国以外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比中国弱小的,一种是更强大富裕的国家。无论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都是属于这后一种的“西方强国”。当然,我也看到过一些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作者在强调国别差异,抨击“西方影响”这个说法含混不清,所以那时候我对将要前往的德国也抱有一份特别的情绪,希望能够感受到那种据说并非是“一个整体的西方“的内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差异。

到达爱尔兰根之后,我记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课和科研要求,在非常宽松的环境下,我慢慢地适应了这个陌生的环境。从各种白面包黑面包开始,我逐渐发现小圆白菜,腊肠,奶酪,酸黄瓜,啤酒……从爱尔兰根的宫殿花园,到拜罗伊特,班贝格……这个国家在我内心深处激起的第一个冲击波是“绿”,森林总是在不远的地方,复活节之后的森林太美了。第二个冲击波是“传统的延续“。数百年前的建筑,仍然是居民日常的居所;百年前的书,和今天出版的书一样,借阅手续十分简便。

我当时正在研究的博士论文题目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我想知道这些德裔美国人在这一段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就是在这里,我阅读了一些夏德、博厄斯和劳佛的著作。夏德出生于1845年,曾在晚清中国海关任职,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1902年到1917年主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研究院,是美国早期汉学的领军人物;博厄斯出生于1858年,从地理学和民族学调查进入学术领域,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 劳佛出生于1874年,被视为19世纪20-30年代美国汉学界语言功底最深、知识最渊博的学者。这三位著名的美国学者其实都是德国出产,在德国接受教育,他们一生的研究都体现并发展了源自于德国的文化与历史主义理念。

因为研究题目的引导,我尤其关注博厄斯的作用。虽然博厄斯对20世纪美国人类学有深远的影响,但他却从未从事过中国研究,也并未指导过任何中国留学生。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留学,师从虎藤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然而李济在其论著中表现出强烈的博厄斯风格,包括强调人的体质特征可能随自然环境、文化环境而改变,尤其是后者。在方法论上,他也追随博厄斯强调比较法有诸多限制,历史法为研究的基础。李济最初接触到这对立的两派人类学观念时,也许并无太多对错比较。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感谢Lackner教授组织的IQN计划,感谢在座各位老师、同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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